对于基本权利干预强度，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干预所造成损害程度。

进入专题： 行政体制改革 法治化 。实现行政体制改革权的法治化，必须做到： 1.行政体制改革权设定的法治化。

[7]如果不通过合法的方式，不受法律的约束，改革就会扭曲异化，背离改革初衷。加强法制建设，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编制法，严格按照因事设岗、因岗择人的原则，控制行政机构的在编人员和非在编人员编制，防止一些地方执法部门自行增肥，实现机构编制从经验型、政策型向自律型、法治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行政体制改革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合法性，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相协调，偏离法治轨道的改革会误入歧途。社会公众要求参与改革与行政的呼声和能力不断提高，改革决策与方案的形成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政府活动需要更多地与公众进行互动沟通，这样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说改革就要付出代价，那么法治的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规避不必要的代价。

在改革推进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立法活动。(一)行政体制改革权的法治化 行政体制改革权是关于行政改革的权力。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走法治之路，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并应通过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等方式来有效推进改革。[22]法治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制度安排，‘以人为本则是深藏在它后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的精神力量。

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就是要求坚持改革要尊重法律、于法有据、依法而行，改革的成果要用法律制度加以巩固，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法律自身代表着一种公正、客观、平衡的精神，在多元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中保持一种中立的品质，并创造出一个公平的世界。[8]参见邝少明、夏伟明：《论行政改革权的法制化》，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因此，转变执政方式，权力运作公开透明，社会公众有效参与，是当下的必然选择。

加强法制建设，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深化改革问题上，已经做出很好的典范。该委员会必须具有代表性和中立性，要独立于行政机关，并实行合议制。[26]尽管改革与法治建设在思维路径上存在矛盾，但在现实社会中，改革需要与法治并行，用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凝聚改革共识不可或缺。

因而，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改革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常处于失控和无序的状态。[21]以人为本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法治共同的逻辑起点、精神支柱与价值追求。

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虽然各国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不同，但是，无论是普通法国家较为激进、全面的改革，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和缓、渐进的改革，从中都可以看出具有明显的法制化特征。

如果说改革必然要试错，那么法治的作用就在于纠错以防止出现一种全局性、长期性的失误。[2]前注[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24]参见石佑启、杨治坤、黄新波著：《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人治会导致权力恶性膨胀，异化为社会公害。行政体制改革要以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为突破口，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制度化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使社会公众的主体地位在改革中受到尊重，法定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和增进，才能赢得社会公众认同、支持和配合，才具有力量的源泉，并能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是否真正实现了政府职能配置的科学化和法定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到2020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调整行政权力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力，在协调平衡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外部关系的同时，在政府系统内部也要形成纵横合理、结构均衡、权责明确、关系顺畅的权力格局，并要将这种权力配置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三是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确保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3.行政组织与编制法治化。

如果说改革就必然有风险，那么法治就是规避风险、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不二法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的关系，促进二者的互动共进。二是要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建立健全决策信息公开制度，民主科学决策程序和保障制度、决策评估体系和纠错改正机制等，以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22]方世荣：《试论公众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权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专刊。

不仅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行政改革权的设定权，而且国务院及其部委和一些地方人民政府也享有此种权力。要做好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对陈旧过时的法律规范予以废除。

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1992年2月3日和6日，法国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关于行使地方议员权责条件法和关于共和国地方行政指导法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将地方分权改革一步步推向高潮。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必须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18]参见陈都峰：《国外行政改革的内动力机制及其启示》，载《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3期。

因此，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编制法，严格按照因事设岗、因岗择人的原则，控制行政机构的在编人员和非在编人员编制，防止一些地方执法部门自行增肥，实现机构编制从经验型、政策型向自律型、法治型转变。遵循法治原则和精神，对各种类型的利益冲突做出妥当协调，事关改革成败。[2]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行讲话中再次强调，治理国家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通过改革，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

[17]西方国家为了保障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如美国克林顿总统在就任之初，便指定副总统戈尔组成革新委员会，并于1993年发表了《国家绩效评估报告》，而1993年所通过的《政府绩效与成果法》乃是此次行政改革的法律依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要求转变改革方式，树立法治改革观，将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走依法改革之路。

通过建立与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相对理性和巩固行政权力合理配置的成果，推动行政权力配置进入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通过法律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每一阶段的主体、职权、工作程序与机制、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保障改革程序的规范化、法治化。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法律分权，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在不同层级的分配问题，实质上这是对上下级权力关系的革命性改造，将上下级权力关系由政治关系改变为法律关系，从而将上下级权力关系纳入法治的轨道。